書刊名：北歐魅力I.C.E.：冰國淬煉的生活競爭力
作 者：黃世嘉
※天下雜誌於2007年1月發行※
書刊名：吉川英治與吉本芭娜娜之間：日本書業見學八記
作 者：李長聲
※網路與書於2008年2月發行※
一個談的是北歐生活態度，一個說的是日本書業生態，放在一起寫推薦文還真是不倫不類，各寫一篇又覺得太過單薄（完蛋了，都還沒下筆就有這種自覺……囧rz），但，即然都是探索在地人文風情，那就一起做整合介紹吧！
以閱讀感來說，黃世嘉的《北歐魅力I.C.E.》較具展延性，而李長聲的《吉川英治與吉本芭娜娜之間》則較具深入性；以文字性格來說，黃世嘉的《北歐魅力I.C.E.》自然流露出輕鬆寫意的穩健特質，讓讀者毫無負擔地悠遊於文字其中，並想像台灣廿年後或許也能如此美好，李長聲的《吉川英治與吉本芭娜娜之間》博學鴻儒、口冷心熱、言辭犀利，總算讓讀者見識到，即使移居到禮儀諸多且凡是要玩猜猜樂的日本多年以後，中國人還是能一派酸儒、直言不諱的好氣魄；以優勢面來說，黃世嘉的《北歐魅力I.C.E.》即有反省意識的思考面，也兼具著易讀的特性，李長聲的《吉川英治與吉本芭娜娜之間》則清楚勾勒出一般讀者較不易得知的文壇面貌。
黃世嘉大學畢業後，在因緣際會下接受挪威軟體公司聘顧，展開為期兩年的異國工作人生，在挪威工作期間，深受北歐文化薰陶才發現，在台灣被灌輸的觀念不見得是唯一或正確，而除了美國與日本，還有其它的價值並行於地球村之中，在透過他的導覽與介紹，以Intelligence（智慧）、Creativity（創意）和Elegance（優雅）為出發點，期望國人能找到嶄新的立足點，活出與眾不同的人生。
李長聲的作品，唔，果然是厚底子文人，書寫的極有系統，他的八見為：「作家、出版人、書、工作者、獎與書評、流行、現象、漫畫」，雖然其中某部份篇幅是看三篇有兩篇哈欠連連……畢竟對於這些日本文豪，也僅止於耳聞其名、聽聽便可的那種沒啥文學氣質的失格讀者，話雖如此，李長聲所揭露的內幕秘辛，多到看了都覺得這行業陰險的饒富趣味性，而書業面相之深入，也難怪李長聲有「文化知日者」之美譽。
總之，兩本書各有千秋！兩本皆好！
以下內容截錄自博客來網路書店：（感謝啦！）
《北歐魅力I.C.E.》
I（智慧篇）：滑雪板的人生舞蹈
第一次學滑降滑雪（downhill skiing），是跟芬蘭室友和她的瑞典男友一道去的。一到滑雪場，為了停車，還沒開始學滑雪，就先得想辦法把車開上一個結冰的坡道。我換了檔，打算「一步登天」，結果車子卻失控往下溜，好不容易煞住車，真是有驚無險。結果，還是讓比較有經驗的「瑞典小子」來開（他們都有所謂的雪地駕照），才順利把車停好。
可想而知，那天的滑雪練習讓我體驗了無數次「跌停板」。對初次滑雪的人而言，最困難的一點，就是站上山頭、說服自己向下滑的那一刻，因為在那一刻，必須克服內心的恐懼與對前方的未知。當你第一次從山頭向下滑，可能會認為前方似無止境。這讓我想起小時候學騎腳踏車的經驗。當時，一個大我三歲的孩子王把他的大腳踏車借給我練習。那輛腳踏車並沒有在後輪旁邊裝上兩個輔助輪，讓我騎上去後緊張得要命，直到摔了無數次，知道最糟的狀況後，才逐漸擺脫恐懼。
就在跌跌撞撞的同時，有個年約五歲的小孩，連雪杖都沒拿，從我身旁呼嘯而過，還對著我露出一抹天真無斜的微笑。雖然只有短短○‧三秒的眼神接觸，卻讓我遭受人生中自學會腳踏車以來最大的挫折。
後來，我看到不少年輕人都在玩滑雪板，似乎比較有趣，於是決定改練滑雪板。在我不屈不撓的反覆練習之下，站著的時間漸漸開始比坐著（或趴著）的時間長了一些，我也開始對它著迷。滑雪板的樂趣，在於它像玩滑板一樣，人側著站在滑雪板上，卻可以恣意擺動，要快要慢要左要右都可隨性發揮。更過癮的是，當你站在雪上，不需要跳、跑，只要保持平衡，稍微移動重心，有點類似單憑念力，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把自己帶到任何地方。
有一次滑得正順，來了通緊急電話，我一邊拿手機講公事，一邊滑下山，還有餘裕跟對方說：「抱歉，請等一下，我得閃個樹！」接著就頭一低、人一蹲，滑過一個小樹叢。那種感覺真的很讚！
但是我更深的體驗是，滑雪是成長與冒險的試煉。
還沒有來北歐前，我跟很多人一樣，對冰雪有種恐懼感，一聽到氣溫只有攝氏零下十度，就覺得非得用大外套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風才行。因為不常看到雪，對雪會有種不確定、甚至是威脅感。但是，滑雪時卻要把雪當成好朋友，靠著它驅動滑雪板，才能體驗暢快滑行的樂趣；跌倒時還要感謝它，因為要是碰到冰塊會更痛。
滑雪技術有點進步之後，你可以嘗試難度比較高的動作。然而，滑雪跟打高爾夫球的不同點，在於當你做些冒險或新嘗試時，可能不只是把球打到水塘裡，而是可能把手摔斷，所以需要更大的勇氣。當然，我最佩服的是從事極限運動的人，那可是需要無比的專注與勇氣，並且把挑戰自己的極限當成家常便飯。
只要滑過雪，就會對雪有不同的觀感，這是僅止於賞雪、鏟雪或是堆雪人的人永遠體會不到的。生活中有不少事情都有類似的道理。自己裝過電燈，對電就不會再那麼恐懼。自己修過馬桶，會發現德國人真是了不起，居然發明這種東西，也不再對馬桶不屑一顧。自己動手修理腳踏車，才有機會發現原本車子要靠這麼多零件密切運作，騎的時候會更能與它融為一體，並且懂得愛惜、保養它。
許多事我們都期待有別人幫忙。從小讀書要爸媽陪，長大一點後念書靠補習班逼，出國旅遊靠旅行團安排。肚子餓了也不用會燒飯，反正樓下吃個切仔麵就好。計程車隨手就招得到，居家布置統統交給設計師就行了。
你可以看得出來，愛好運動的國家多半強盛，強盛國家的國民也多半愛好運動。原因在於，有強健的心，才會想要練就強健的體魄。凡事如果老是畏首畏尾、擔心動輒得咎，反而放不開，總會因為未知而害怕。
C（創意篇）：感性行銷，抓住消費者的心
哥本哈根興起Laundry Café，讓客人來喝咖啡的時候，可以順便把自己的衣服帶來洗，坐個3,40分鐘，衣服也洗好了，聽起來這個點子挺不錯的，聽說連丹麥的總理都公開向大家推薦這個咖啡館，目前已經是旅遊書籍推薦的重要景點。
還有一個北歐設計師朋友告訴我，由於在飛機上洗手間都在飛機的走道中央，沒有辦法裝窗戶，有壓迫感，北歐航空特別請室內設計師，設計一個靠窗的機上廁所，同時開一個窗戶，可以讓你一邊使用，一邊觀賞窗外的藍天白雲（晚上則是滿天星斗加一輪明月），浪漫極了。
出現在北歐這個每人GDP達四萬美元地區的消費提案，我稱之為「生活品味的極限」，當人的基本需求都已滿足，卻還有錢在手上時怎麼辦？只好不斷挑戰消費者需求神經的末梢，例如「設計」就常常扮演探針的角色，用概念刺探消費者的感動細胞。
什麼叫做消費的極限？挑戰一些不可能的任務，例如，我要能夠在飛機上打撞球、我要在自己的旅館房間游泳、我要電視像畫框一樣美、我要沒有腳踩板的垃圾桶、我要一支可以當擺飾的蒼蠅拍…人類的需求是無窮盡的，因此衍生出無窮的商機。
北歐，走在感覺行銷的最前端，經常創造出特殊的作品。這些創意的產生，我相信與50-60年代的狂飆時期有關，無戰亂、教育發達、男女平等、性自主、全面鼓勵藝術、電影與音樂等，突破了北歐人的思考水平線，讓我想到最近也有不少人用這個角度來詮釋文革跟現代中國藝術的關係。
尊重人性，關心人性，所以才能洞悉人性。創業家陳五福有次演講提到：「Desire」會隨時空背景而變，創投要學習了解發掘Desire。這其實就是感性訴求的行銷。北歐展現了一種純粹的透析力，極簡卻「極準」，雖然應用起來會因各地環境不同而有不同的限制區間，但這種不是小聰明的創意，卻讓人非常著迷。
Laundry Café在我們的市場做不做得起來呢？也許不行，但是這個點子卻能啟發我們很多創意與商機的思考。例如，忙碌的人們需要有多工能力、一心二用的需求，所以，有人開發出一種跑步機是可以一邊打電腦收Email的。什麼事讓人覺得必須花時間乾等的，就可以來改善一下。例如，髮廊可以增設上網區，計程車上可以唱卡拉OK等，想法很好，但表現優雅度可以加強。
另一個層面是消費者比較深入的需求，去Laundry Café的客人，不只是為了功能性而去，還要洗衣服洗得「爽」，認識一下朋友搭訕搭訕，紅色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成功元素。當然，餐飲業最重要的還是東西好吃，太多不成功的例子是核心產品沒顧好，一直去弄週邊產品。就像航空公司，如果安全性跟準時做不到，機上餐點再好吃，空姐再漂亮也很難真正成功。
這樣來看，抓到純粹的人類需要，還是王道。
E（優雅篇）：我看全民美學運動
上次一位我們合作的瑞典設計公司老闆來台接受訪問，採訪記者問到，你對台北市的變化有什麼感想，他說，這是他看過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城市，只是「好像建築師彼此並不習慣互相交談（they don’t talk to each other）」，言下之意是，大家各蓋各的，沒有管是不是跟旁邊的景觀有所搭配，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計劃。
英國Channel 4電視台發起過一個將醜建築摧毀的活動，讓觀眾票選覺得最醜的建築物，最後還要發動把他們「終結掉」。這個事台灣很多搞設計跟建築的人早就想做了，有人號召過「台灣憂質建築厚里豆（讓你倒）獎」，把台灣醜的地方都拍下來，讓這些醜照片使瀏覽的人渾身不自在，引起社會關注。
經常覺得社會上「有錢的人大都沒品，有品的大都沒錢」。這就需要一種工程，讓「有錢的變有品」，也要讓「有品的變有錢」。所以說，竹科公司支持藝文活動，值得我們高興；聽說誠品開始賺錢了，也值得我們高興。
我們的周遭有不少人在進行美學工程，無論環境再怎麼先天不良，還是有人懷著一份理想持續投入，就像號召「厚里豆」的一群人，只是為了追求一種美，在我看來，他們是非常可愛的。我一直覺得，生意雖然要賺錢，也必須對社會產生某種正面的意義才算好的生意，因為，人很少會覺得自己賺夠錢了，可以開始回饋社會，所以，如果有可能，為什麼不一開始就選擇一個有意義又可以養活自己的事業來投入？當然，大部分商場上的前輩都會說，這種想法太天真！
大學的時候，有一次聽琉璃工房的張毅先生演講，他說到一個故事。琉璃工房店裡面常常有日本客人，日本人總是很喜歡將東西一看再看，還問很多問題，好像對於作品的設計非常有興趣，問價錢之前會不斷想要了解設計的理念。後來進來一對台灣的夫婦，一看就知道是有錢人，太太想買，先生在旁邊卻有點不耐煩，後來直接問「一塊多少（台語）」，聽起來好像在選豬肉一樣，「厚啦，我拿兩塊」。
他說：「文化上沒有根，就跟浮萍一樣，所以他們要做的是從中國古老的優良技術與傳統，重新找回『根』，雖然有時會有人會覺得我們的作品名稱取得太淺俗，但或許我們就是要讓它夠通俗，讓一般人能夠了解，重新建立文化的根」。
台灣的根要怎麼尋？這是一個嚴肅的題目，不過，我覺得至少可以從提升生活的美感開始。穿衣服要搭配顏色、居家布置要有自己的風格、髮型也該好好整理一下了、放合適悅耳的音樂，這些都是可以體驗的，而且可以把上一代失落找回來。
注視者你的設計，用雙手撫摸你的作品，那種感覺才是最美妙的。否則，對牛彈琴，自然曲高和寡，只好彈個「阿牛」大調或「阿狗」小夜曲，自己晚上睡覺都會驚醒，「啊，我怎麼做出這麼俗的作品來賺錢！」，就像很多爛餐廳，老闆都不是很愛吃自己做出來的東西。
台灣的年輕設計師，他們沒有像北歐設計師這麼好的發展環境，他們沒有受到像北歐社會對設計師那樣的尊重，內需市場養不活這麼多創意工作者。這是很多人的責任，是資本家的責任，是企業家的責任，更是政府的責任。我期待讓北歐這樣的設計進入台灣，拋磚引玉，讓更多的消費者以及設計師感受到一種風格，進而激盪出更多屬於台灣人的作品，走向世界。
台灣有著不服輸、在困難環境中逆流而上的精神，有許多的創意與點子，有想賺錢與努力工作的動力，這些或許是我們最引以自豪的優點。這些在我的父執輩身上看到，但更期待這些特質能夠用在新一代工作者的身上，把這些「因子」轉化為一種力量。在我看來，台灣當作一個中國人新美學的輸出地，有絕佳的機會與條件。
《吉川英治與吉本芭娜娜之間》
暢銷書是怎麼回事
日本出版界有這麼一句話「出本大暢銷書，蓋幢樓」。這並非神話。一九八一年黑柳徹子的《窗邊的小荳荳》風靡社會，成為日本出版史上空前、迄今仍絕後的超級暢銷書，各種版本合計約七百萬冊，摞起來比富士山高出二十多倍，銷售總額達幾十億日元，蓋一幢大樓不成問題。暢銷，是整個出版界的夢，使本來是知的產業，愈來愈癡，呈現著病態。
不過，還有另一句話：誰也摸不準下一回是什麼書暢銷。這也是事實。一九八七年俵萬智的歌集《沙拉紀念日》暢銷，一年多售出二百萬冊。暢銷是一種讀者現象，成因複雜，暢銷的程度更是出版人難以把握的。此書出版之際，河出書房新社《文藝》雜誌副主編長田洋一認為會受到歡迎，把印數一再追加，初版印了八千冊，但後來的勢頭連他也莫名其妙了，因為歌集的銷路一般不過是一兩千冊而已。
文藝評論家中島梓說：「暢銷書的構造也是各時代狀況的構造，同時還是各時代讀者的知識狀況的反映。」用社會學的眼光來看，暢銷書是從社會的底流浮上來的，其背後是讀者的欲求與關注。《窗邊的小荳荳》之前，日本出版史上最大的暢銷書是《日美會話手冊》，今天看來，這個「手冊」恐怕連小冊子也算不上，但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僅三個半月就賣掉三百六十萬冊，東京為之紙貴（印刷用紙價格上漲近百倍）。剛剛被美軍占領，整個日本便爭先恐後地學起了昨天還是「鬼畜」的英美的語言，充分顯示日本人的應變力與受容力。一九六一年《加強英語的書》（岩田一男著）又掀起一場英語熱，這一回是為了迎接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心情與上回大不相同。一九八九年《日本可以說不》（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著）投石激浪，在日美經濟摩擦中引起巨大反響。這本書不是英語學習書，但可以說至此便完整地畫出了日本民族戰後四十五年來的心態軌跡。
暢銷總要有一個「場」，日本的暢銷場往往在女讀者，尤其是女學生，這也許是她們的天性使然。一九六四年出生的女作家吉本芭娜娜寫的書，本本暢銷，印數達五百六十萬冊，被呼為「芭娜娜現象」。吉本小說描寫的是年輕人的孤獨，感性豐富，主題淡薄，是「語言明瞭，意思不明」的文學，讀者幾乎都是與她同代的女性們。
村上春樹有「十萬冊作家」之稱，他的小說一定能賣掉十萬冊，而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挪威的森林》上下兩卷各十萬冊，兩年之間一版再版，印數達五百萬冊。為什麼發生了「森林現象」呢？秘密在作品當中。村上小說多是處理非現實世界的空想的、超現實的作品，而《挪威的森林》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展開戀愛這一現實的世界，就是說，容易明白。最大的特色，誠如文藝評論家藤田昌司所言，還在於這部作品是塗滿純文學色彩的色情小說。讀者是十四、五歲到二十六、七歲的年輕人，其中女性遠遠多於男性。不過，因其色情，她們不好意思在電車上公然捧讀，雖然日本人很喜歡坐車讀書。
渡邊淳一的暢銷場是中年男女。「那些人憧憬』不倫『，很想一度置身於那種關係中，但顧及收入、地位、名譽，大都止於想想罷了。渡邊的小說則具有讓中年層精神發洩的效用。」（出版評論家鹽澤實信語）他的《化身》（一九八六年獨占暢銷書鰲頭）在《日本經濟新聞》上連載時，編輯部不斷接到指責電話：「一大早就登載那樣下流的小說，是什麼居心！我家有讀高中的兒子啊！」讀者是上帝，接電話的編輯唯唯諾諾，但最後卻不忘說一句：「不過，謝謝您愛讀！」
綜觀八○年代暢銷書，有兩類書最突出。一類是以山口百惠的《蒼茫時刻》為濫觴，電視節目主持人黑柳徹子、鈴木健二、棒球運動員江本孟紀、演員穗積隆信等文娛體育界人士寫的書。他們活躍在觀眾中，早已為自己做足了廣告，寫書則進一步「暴露內幕」，正可以滿足讀者窺視隱秘、廣博談資的心理。這類作品中不乏「幽靈作家」捉刀之作。另一類是社會經濟方面的書，如屋太一的《智價革命》、長谷川慶太郎的《日本這樣變》、大前研一的《新•國富論》、盛田昭夫的《MADE IN JAPAN》、城山三郎翻譯的《實業家父親給兒子的三十封信》等。有趣的是這類書往往並不是出自經濟學專家的手筆。一九九○年草思社推出日譯本《太陽又將沉下》（比爾•艾莫特著），使社會經濟類圖書出得更加熱鬧，「太陽正在中天」、「太陽還會上升」之類競相問世。
出版界有幾位製造暢銷書的高手，其中最神的是光文社的神吉晴夫。他主張所謂「創作出版」，即「首先自己定選題，找合適的作者，和作者一起幹到脫稿，然後用宣傳手段開發讀書人口」。這種主張的具體化就是「河童叢書」。該叢書幾乎年年有書暢銷，甚至一年裡占據暢銷書排行前十位的半數。神吉晴夫的暢銷要訣是：讀者層以二十歲上下為主；要刺激讀者心理或感情的某方面； 主題合乎時宜；作品和主題要明確；作品從主題到裝幀都必須新鮮；文章是「讀者的語言」；比藝術更重視道德；讀者喜好正義；作者並不比讀者高一頭；編輯必須始終處於「計畫、製作者」的立場。神吉出暢銷書有一套，但在人事管理上卻慘遭失敗，後來被趕下社長的寶座。光文社的暢銷書有一些是華文讀者也熟悉的，如松本清張的《點與線》、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沒》、森村誠一的《惡魔的飽食》、多湖輝的《頭腦體操》。
一本書暢銷，常常是某種出乎意料的因由觸發的。前面提過的《日本可以說不》，據責任編輯說，一九八九年一月出版之初，並不看好，到了秋季，美國議會上把它舉了出來，這下子便引起讀者注意，搶購似的，突破百萬冊大關。一九九○年又出了一本《日本還是可以說不》（石原慎太郎、渡部昇一、小川和久著，光文社刊），相乘效果會使前一本餘音嫋嫋吧。
電視、報刊等傳播媒介的高度發達，不僅可藉以製造暢銷的契機，而且暢銷也受其左右。《一碗湯麵》（栗良平著）本來是兒童文學作品，一九八九年被婦女週刊雜誌報導以後，幾乎使整個日本哭泣，轉眼賣掉百萬冊，但作者的「醜聞」在週刊雜誌上一嚷嚷，頓時就沒了銷路， 真是「生也傳媒，死也傳媒」。當然，暢銷與否根本原因在作品本身，其他終究不過是增幅裝置而已。
一九七九年《算命占星學入門》、《天中殺入門》（均為和泉宗章著）這兩本占卜書暢銷，印數達三百幾十萬冊，似乎反映了經濟不景氣時期的茫然心理，但作者轉年因預言不中而收起算命攤，只是給出版史留下了一點笑料。商業上的暢銷並不意味出版使命上的成功，為此平凡社社長在一次聚會上舉杯，希望「各出版社努力使真正的出版物暢銷」。
見城徹的朋友們
有這樣的笑談：你要害一個人，就慫恿他辦出版社。當然，這是中國大陸以外的笑談，例如日本，莫不是他們把出版社歸類為製造業（現在屬於資訊通訊業）的緣故。不是誰的喉舌，你方唱罷我登場，每年倒閉最多但開辦也最多的是出版社，文化便得以源遠流長。在日本出版的河邊走了近二十年，耳聞目睹，好像只有一個幻冬舍勃然而興，突飛猛進，十年後上市。創辦者見城徹自然就成了風雲人物，雖然生來對長相最沒有自信，卻也得上電視大出風頭。人們關注的，不消說，是為什麼他就能成功？正好他最近把以往發表在各處的文章、報導、訪談等彙編成冊，名為《編輯病》，便買來窺探了一番，恍然明白了見城徹之所以成功得甚至讓人眼紅，秘訣在於他並非白手起家。他自從當編輯就不僅在文壇，而且在演藝圈、音樂圈也廣交朋友，所以一九九三年拿出一千萬日元，和五、六個人掛出幻冬舍的招牌，朋友們踴躍相助，轉年三月就一舉推出六本書，作者是五木寬之、村上龍、筱山紀信、山田詠美，吉本芭娜娜，這些響噹噹的名字連我們中國人也耳熟能詳，本本暢銷。
朋友是如何交下的呢？喝酒。見城徹三十歲之前幾乎沒有淩晨三點以前回過家，每晚喝酒，締結、維持並擴延人際關係。他和阪本龍一是至交，大約有四年，幾乎每天工作到夜裡十一點，然後和他去喝酒，喝到上午九時許。阪本在中國為電影「末代皇帝」製作音樂並出演角色，也經常抽空回日本找見城聚飲。何謂編輯？城見說，編輯是無中生有，把人的精神這一無形的眼睛看不見的東西做成書這種商品，由此獲益。這是比變戲法更不可靠的行當。與作家訂交，並不要立竿見影，也許十年後，二十年後，遲早會變成工作。即使有編輯才能，即使不惜努力，但若不能結交同時代的作家，就不能發光。當然，他能夠說這話也是趕上了時代，現今出版不景氣，老闆不再慷慨，編輯與作家之間也少了人情味。
見城出生於一九五○年，慶應大學畢業，當編輯策劃第一本書就大暢其銷。體育報記者高橋三千綱採訪他，說幫著宣傳，不久高橋寫小說獲獎，也就成了見城結識的第一個作家。從此，二人「每夜每夜在新宿一帶喝來喝去，友情越來越深。在夜夜交往中認識了中上健次、立松和平、tukakouhei（本名金峰雄）等年輕作家」。他也夢想寫小說，可本身沒那種靠寫作來自我拯救的激情，不如發揮催化劑作用，刺激作家，從事策劃作品的工作。角川書店的社長角川春樹造了一條船，嘗試《三國志‧倭人傳》的航海路線，邀高橋隨行寫報告文學，高橋便提出一個條件：讓見城進角川書店。時當一九七五年，負責編輯的第一個作品是森村誠一的《人性的證明》。從此，「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是精神的殊死搏鬥。不是一個兩個，而是至少百十個作者的名字一天到晚在頭腦中打轉」。「編輯是要跟作者精神性私奔，既然是私奔，去向就只是地獄，不會是天堂。可是，對於表現來說，地獄卻正是黃金之地，所以簡直是被分裂的一天天」。「把悲慘變成黃金的瞬間，我就在那誕生的地方，那是任何東西都不能替代的陶醉境地。這就是編輯的正確的病。」
「編輯病」應屬於職業病，但是得這種病的編輯並不多。見城走在新宿街頭，聽見唱片店播放尾崎豐的歌曲，心裡震撼，直感將來必定和這個自己作詞譜曲自己唱的歌手在活字上一起工作。打電話聯繫，對方回答：你已經是第七家。不甘心，哪怕自掏腰包，請他大吃最好的烤牛排，邊吃邊談他的詩，談他的曲，終於談成了出版他的第一本書。尾崎豐沉默四年，見城當《月刊角川》主編，調動特集及單行本等活字手法使他復活，專輯《誕生》銷量排第一，而那一期雜誌售出十五萬冊，單行本也本本暢銷三十多萬。某日，尾崎豐突然打來電話：「見城，你搞個唱片公司吧，你搞得成，我不相信現在的唱片公司。」三周後，年僅二十六歲的歌手自殺，他拋棄了所有的人，但他認為是所有的人拋棄了他。
當上編輯沒幾天，中上健次突然向見城開口：「借給我三十萬，等我得了芥川獎，拿獎金還。」當時芥川獎的獎金是三十萬日元。原來中上在酒館打架，傷及看客，以三十萬私了。見城剛好得了年終獎金五十萬，當即拿出三十萬。轉年中上第四次候選芥川獎，終於奪魁，拿獎金還債，並作為感謝，把獲獎後的第一個作品發表在見城當編輯的《野性時代》上。見城說：「教給我文學的悲慘與豐穰的是中上健次，他也是把我作為編輯鍛煉的最難忘的人。」
見城在角川書店當編輯不曾跟渡邊淳一打過交道，但渡邊每出新書，他都寫信談讀後感。每月去石原慎太郎家取稿子是愉快的。夏夜，跟他到海邊散步，聽他講苦惱、挑戰及自卑。那時見城二十五歲，「在海邊加深的關係十九年後結實為暢銷百萬冊的《弟弟》」。幻冬舍開張不久約內田康夫寫小說，見城親自寫信，內容是關於內田新作《箱庭》的讀後感，其中說：「我想像，您應該更痛快地闖入左右時間－自然－歧視－故事這一無法逃脫的苛酷但因而豐饒的宇宙萬物的桎梏之中。我懇請作為編輯站在那個時間，那個場所。」
見城徹認為，編輯向來喜歡把良心、文化掛在嘴上，但盤腿坐在自己在製造文化這一特權意識上，書當然賣不出去。說到底，賣不出去對於讀者來說就是不需要的商品。
幻冬舍現有職工六十人，資本金三億餘日元。社標是一個投標槍的人影，有點像原始人，據說模特是見城徹本人，他練過健美。此書是見城徹作為一個患有編輯病的人的總決算，所以就是他人生的總決算。感謝眾多朋友之餘，他最後把此書獻給一生任性愛戀過的九位女性，希望得到她們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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